二

二十三年之前，为了让这位边检官的前任放行我，我耗费了近两小时。

坦白地说，责任在我。

我当时刚刚离开俄国，打算途经伦敦去美国，因为我被邀请参加伦敦的国际诗歌节。

我手里没有护照，只有一张美国人签发的过境签证，这签证装在一个很大的黄色信封里，是驻维也纳的美国领事馆发给我的。

除了自然会有的焦虑外，这一等待让我感到特别难受的另一个原因来自温斯坦·奥登，他与我搭乘同一班飞机从维也纳飞来。

海关官员们抓着那个黄色信封不放时，我看见奥登在关口前焦躁地走来走去，神情越来越愤怒。

他不时与这个官员交谈，不时又与那个官员交涉，可总是被打断。

他知道我在伦敦举目无亲，他不能扔下我不管。

我的感受糟糕极了，即便仅仅因为他的年龄是我的两倍。

我们最终通过海关，前来迎接我们的是一位美丽动人的女子，她个子很高，举止宛如公主。

她吻了吻温斯坦的面颊，然后对我做了自我介绍。

“我叫娜塔莎，”

她说，“我希望您能住在我们家。

温斯坦也会住我们家。”

我嘟囔了几句几乎不完全合乎语法的话，奥登这时插话说：“她是斯蒂芬·斯彭德的妻子。

你最好答应她。

他们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房间。”

接下来的事情就是，我们坐进汽车，娜塔莎开车。

显而易见，他们已考虑周全，也许在电话里讨论过此事，尽管我完全是个陌生人。

温斯坦对我所知甚少，斯彭德知道得更少。

可是……伦敦市郊的风景在车窗外闪过，我尝试着阅读广告牌。

最多见的是“BEDANDBREAKFAST”

[2]，我认识这几个单词，可是却幸运地不解其意，因为其中没有动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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